乔治忠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科一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在这个全新的时期，史学界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科中的主导地位。7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壮大之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唯物史观获得较为系统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坚定、学术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新的史学理论推行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的严密逻辑、完整系统以及思想方法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无论年轻学子还是原来的贤达耆旧，一经学习，多数人都会心悦诚服。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的史学界，对接受唯物史观总体上进展顺利，充满朝气蓬勃的气氛。
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历史学之理论研讨，主要集中于如何以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来认识中国历史。这是当时学术和社会的迫切需要，严格言之，属于历史理论的研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面临不少难题，学者之间也颇有见解上的分歧，因而形成长期争论不休的局面，这在学术上是完全正常的。难题与议题逐渐明朗，被归纳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即在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框架下，探索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的形成等问题。
这些既富于宏观视野、理论深度又具备史实考索的大课题，吸引了学者的广泛探求，并得到全社会成员的关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普及，推动了历史资料的发掘，在论辩的过程中锻炼了历史学者的理论思维。至于未能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这是十分正常的。此外，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讨论、研究历史的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等，也曾成为学术热点，论辩中涉及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历史理论的研究大体如此。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同时，也曾出现“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上纲上线的做法。
重新探索重大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历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一个过渡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史学界继续批判“左”倾思潮对中国历史的曲解，将以往争议的重大问题和被压制的见解重新进行探索，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1979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成都举办了全国性历史学规划会议，研讨今后中国史研究的取向，并且讨论了几个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是否推动历史进步，阶级斗争是否为唯一的历史动力，究竟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消除顾忌，激烈论辩，提出的许多见解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会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多方面规划和建议，同时倡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此次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从历史理论层次反思以往，开拓多种思路，推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出现活跃局面并持续多年。随后，规格不一的历史学会议于各地举行，论文踊跃发表，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历史发展有无规律，自恩格斯、列宁开始确认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学说是否成立。
此类重大理论问题皆出现歧见纷纭、激烈争议的现象，而且延伸至21世纪，加之一些西方史学流派的影响，更是光怪陆离。其中不乏新思卓见和富于启发性的论点，但也存在旧调重弹、理路偏颇甚或沉渣泛起的现象。但是，不少学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批评了错误的见解，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掀起史学理论研究热潮
在对历史理论继续研讨和论辩的同时，史学界意识到史学理论与之有别。历史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历来发展进程的概括与总结，而史学理论应当是针对历史学本身的总结与概括，二者的研究对象不一，乃为明显的性征。1986年12月，陈启能率先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并且指出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还十分匮乏，理应加强。瞿林东迅即响应，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指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并且论述了二者研究主题的不同和有所交叉的内容。学科理念的明晰，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进展。1987年9月2—6日，全国第四届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四川召开，议题只有一个，即历史认识论。会议对于历史认识的性质和特点、历史认识论的进程与层次、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认真讨论，许多不同见解相互论辩。这些对于历史认识论的不同认识，很快扩展到整个史学界，促进了理论层次的思考与研究，相关论文层出不穷，史学理论正式以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展开了研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史学理论研究的亮点之一是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刘泽华与张国刚合写的《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5期）、《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的发表，揭开了研讨的序幕。随后，刘泽华与乔治忠合写的《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红旗》1988年第11期）、刘泽华与叶振华合写的《历史研究中的考实认识》（《文史哲》 1989年第1期）两文继续推进。同时，借助1987年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暖风，大量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论文破土而出，如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赵轶峰《论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李振宏《论史家主体意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都有开启思路、导发论辩的作用，不同观点的争议延续至今。不过，过分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史家个人的主体意识，容易滑向类似于某些西方史学流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史学观念。
史学理论研讨的另一亮点，是与大学《史学概论》教材编纂联系在一起的。80 年代，各大学先后开设“史学概论”课程，相关教材和着述也纷纷面世，如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赵吉惠着《历史学概论》、庞卓恒等着《史学概论》等。这些早期着述的目标皆指向大学教材，但内容各有千秋。在讨论这种教材如何编纂的同时，进一步延伸为探索史学理论应当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取得重要的学术突破，影响深广。“史学概论”一类撰着的大量出现和相关问题的探索，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突出成就。但是，无论当时的着述还是论述，大多都未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予以厘清。
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尤为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 年设立史学理论研究中心，逐年开展学术活动，还主办专业刊物《史学理论研究》，都有益于学科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结合起来，定位为二级学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促进了史学理论研究持续发展。
史学理论建设的另一项重要表现是翻译了大量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史学流派着作，扩大了中国治史者的眼界，激发史学界掀起史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国内不少研讨热点的形成，例如对历史认识论、历史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等问题的探索，都包含着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或启发。当然，西方主观主义史学思想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这是需要引为注意、应当克服的问题。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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